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这个身份决定了他随着季节更替而不断变化的忙碌程度。跟天底下所有的农民一样，夏秋两季是他一年之中最为繁忙的时候，而冬春两季则正好相反。有几年冬天，为了打发漫而无聊的时光，也可能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他不知道从哪学会了一种用高粱秸秆编织席子的手艺。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将去掉外皮的高粱秸秆竖着剖开，一分为二或三，然后洒上水使之充分湮透，再用碌轴反复碾轧使之平展，最后把里面的秫秸瓤刮掉刮净，这就完成了基础材料的准备——制篾；接下来是编织，一般先纵向铺好经蔑，而后挑二压二，从席子中心对角线开始以次横向编织，两边依次递减形成直角三角形，等半张席子编好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去编织另一半，最后是收角、压边，一张席子就算是完成了。
在那些北风呼啸或白雪皑皑的日子里，一般是下午，父亲经常慢悠悠地一个人起底、拉茬、做管、垫篾，而我和母亲则在距他不远之处锥玉米棒——使一粒粒玉米籽脱落下来。我们做得很慢，但是父亲做得更慢，经常是我们身边已经堆满了玉米棒，他才刚刚开了个头。在阳光透窗撒进来的那一小片光明中，他半蹲着，悠然地忙碌着，力求手里的每一道工序都尽量完美。于是这也就带来一个这样的结果，常常别人两三天编完的一张大席他则要费时一两周，而别人一两天编完的一张小席他则要三四天才能完成。中间，每编完一部分的时候，父亲就会起身喝几口水，来回转转，然后蹲下来端详一阵子，修整一下或者刮刮毛刺儿什么的，最后再将席子竖着靠起来，使之慢慢晾干。很多个傍晚，在他和母亲前往厨房去做饭的时候，我经常还在锥玉米棒，在堂屋渐渐暗下来的光线中，我会看见墙边那排带有各种花纹的席子泛出来一层明亮的光泽，甚至于越发明亮起来。
年幼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浪漫地想，父亲一准儿是把透窗撒进来的那些光明都编织进席子之中了，使之牢牢地固定在里面，又使之在此后的时光里一点点地游散出来，成为附着在席子表面上泛出来的那层光泽。然而当时我并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记得并再一次描述这样的场景，事实上我也无从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件事与我会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这样，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开始写诗之后——也是在父亲去世六七年之后，尤其是当我写诗写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经常会回想起来父亲当年编席子的那一幕幕。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父亲的这个编席子的过程以及它所导致的结果和我的诗歌写作具有某种共通之处，也即：在一种并不功利的前提下，使用一种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艺将日常生活中那些唾手可得的素材编织起来，缓慢，悠然，不疾不徐，然后回过头来再反复推敲锤炼，使之最后呈现出来一种自然而然的质地和光泽。
是的，就像父亲并非一个篾匠一样，我也并非一个靠写诗吃饭的人，对于我来说，诗歌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出于打发时光或者要干点儿什么的自我娱乐方式。这一点，在最大意义上保证了我写诗——而并不是作为一个诗人——相对纯粹性的一面，那更多是出于某种天然的兴趣和热忱，而非致力于它带来的结果——它不能也不应该带来什么结果。然而，对于我所见到的很多诗人来说，客观存在的一个普遍事实是，诗歌正在成为一种成功学的工具，它所带来的奖励、名声、发表和诗人身份的人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存在属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一种回到诗歌本身的诗歌，写作一种不带来什么结果的诗歌，也就显得越发必要和迫切起来。而非常幸运的是，在写诗开始不久我就认识并实践了这一点。
不过，仅仅只靠这一点认识来写诗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诗人是一种非职业化的身份，但是具体到诗歌写作来说，却并非不需要一种专门而深入的手艺，恰恰相反，作为一种语言的编织艺术，它太需要这样的手艺了。对于那些对诗歌持有浪漫化想象的诗人以及更广泛的大众读者，我想告诉他们的一点是，写诗决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它既不是斗酒诗百篇的癫狂之举，也决不是将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进而也想把读者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那种矫情做派。事实上，诗歌写作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感性表达，是一种建立在精确基础之上的模糊表达，它自抑而又自放，自觉而又自由。如果以编席子为例，那种感性和模糊就如同随手编织的一个花纹或者最后整体呈现出来的一种光晕效果，而并非整张席子的经纬结构。
可以说，只有具备了以上这两点，一个诗歌写作者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诗歌写作的门槛。而接下来，至于他的诗歌之路能走多远、最后能写到什么地步，那则牵涉到他的观念、经验和手艺，牵涉到他的手艺对他的观念和经验的贯彻程度。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已经真正进入了诗歌的门槛的诗人来说，我们终其一生所要做的，其实也就是将我们的手艺对我们的观念和经验的贯彻程度不断提高，以至于让它们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完全抵达。因为，无论我们具有多么卓越独异的观念和经验，我们都不能不通过手艺和手艺操控下的语言将之传递出来，这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把手艺强调到什么样过分的程度其实都不过分。这也就像我的父亲，虽然身为一个农民，但是他却还力求着自己的每一道工序都要像篾匠那样尽善尽美。
如今我已经有了将近七年的诗歌写作经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诗歌是我在多年散文写作之外的另外一种文体尝试——而我在诗歌写作第三年时尝试的第三种文体是小说。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诗歌是我在漫长而无聊的写作换季时所选择的一种打发时光的方式——这一点，跟父亲在秋冬之季选择编席子或许有着某种相同的动机。而回过头来看，我的那些诗歌与其说为了表达什么，为了写出来什么，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兴趣和热忱流淌出来的——这是一种纯粹性；当然，我的诗歌写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在编织语言时那种“席子的编织方式”——这是一种手艺性。
是这样，时至今日，现在我仍然一眼就能看出手艺在我的每一首诗歌之中所占的比例，也即它对我的观念、经验、情感和认知的贯彻程度——有些是五分之一，有些是五分之三，有些是五分之四，还有些是五分之四点五，有些是五分之四点九。对于目前我已经写出来的诗歌作品——尤其是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手艺部分——来说，有的满意，有的差强人意，有的也充满了遗憾，这些诗作以确定的面貌为我标记出了一条关于手艺高低的错落曲线；而这一点，也正指明了我今后将要努力的方向所在。很多时候，重新翻看之前的某些诗作，我都有一种很想再次改动它们的冲动，换一个标题，改几个词语，删减些废话，重新写一遍，等等等等。不过最后我并没有这么做，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并非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做法不对，而是我觉得或许也需要把那些瑕疵和不足之处留存在那里，永远地留存在那里。惟其这样，才能提醒我在后面的诗歌写作之路上更苛刻审慎一些，下笔时更讲究技艺含量一些，尽量地少把一些当时的不满意留存在日后的呈堂证供里——这也就像父亲在端详编织到一半的席子时的那种态度一样。
是的，我已经没有再向父亲询问的机会了。如果有，我很想问他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年前的那些冬天，他编织出来的那些竖靠在墙壁上的席子，后来再看到它们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许没有，又或许有，有的话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毕竟只是几张席子，来年夏天它们就会铺在我们的身子下面，它们的漂亮与否也将会被它们的功能性所取代。但是，很多时候我还经常会回忆起当年所看到的父亲编席子时的样子，一次又一次，他把身子俯下去，低低地压在席面上，用那根血迹已经结痂的食指掏过来一根颜色艳丽的篾条，又掏过去，掏过来，又掏过去，努力使之和其他篾条上的花纹严丝合缝地对齐，对齐，再对齐，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对齐。他沉浸在那种要对齐的念头里和实践里，而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儿子就蹲在他左腿的外侧，没有注意到他的儿子当时已经提前看到了一首最好的诗歌和它的写作过程。
